| | | 外交家钱其琛最近出版新书《外交十记》。书中披露了1995年美国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背后的故事。本报予以摘发,以飨读者。 1995年5月22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于当年6月的第一周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 面对美国方面的外交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措施。5月23日,我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日,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的这一错误行径。5月26日,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访问;李贵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一时间,两国间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6月16日,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后果,他奉召回国述职。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汪辜会谈”。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孤立”和“遏制”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接触”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在“非官方”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 就在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6月8日下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紧急约见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美方并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1995年8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举行。此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8月1日下午,我与他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但未说明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能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一步磋商。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来华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10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晤。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经过这场斗争,克林顿政府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以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1997年,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1998年,克林顿总统正式访华,并在上海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三不”主张。那是6月30日上午,克林顿总统夫妇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市民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时,阐述了对台“三不”政策的内容,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 美国总统公开做出上述承诺,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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