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著名作家王蒙在中山大学就中国当代文学问题进行演讲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然后他自己回答道：“就是因为中国作家自杀的太少了”。那么为什么自杀率越高就越容易出伟大作家呢？王蒙给出了两条原因：一是“创新就像一条疯狗一样追着我们”；二是“精英意识会让人走向孤独”。这两点，都会让作家感到痛苦和压力。

    王蒙先生的结论，当然带有调侃的意思。但他的两点解释，倒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近年来文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创新”这条“疯狗”的追逐下、在“精英意识”的优越感的支配下，当代文学早已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也失去了道德担当的勇气，从而也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只能靠扭动的“下半身”和叫床的呻吟来吸引或轻蔑或淫秽的一瞥。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作家自身是难辞其咎的。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于尽快进入“后现代”的强烈愿望，作家们就开始逐渐“躲避崇高”，退出宏大叙事，退出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或主流或小康，尽可能地写得神秘写得纯粹，完全不屑于关注思想和社会，只顾“自己和自己玩”。结果如何呢？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进入“后现代”，反而回到了“原始社会”。诚如陈果在《榴莲飘飘》中所写的那样：“男的追，女的跑，按到地上搞一搞。”

    王蒙点题说：“文学不仅仅是挑战，还是一个和解的元素，它不仅仅在于发发牢骚，不满和孤独，更能让人感觉到仁慈和爱，表达众多美好的东西！”不过雨果说过一句话：“富人凭借寒暑表来知道天气冷热，穷人却只能靠皮肤去感觉。”中国未来的伟大作家，是不能靠客厅里的寒暑表来判断冷热的，而只能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和感觉：体验到了美好，就歌颂美好；感觉到了丑恶，就揭露丑恶！也许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作家。

    （据《燕赵都市报》郭松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