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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 不再轻言“一举治好”
    


  曾参与过三峡规划讨论的姚榜义认为,可能涉及举国工程,讨论时间再长都是必要的,因为治理淮河必须是一个不断引入科学、实践科学的过程。

  7月17日12时,所有关注安徽王家坝水位的人们都松了一口气:洪水在持续了7个小时后从28.94米的高位开始回落,淮河干流第三次洪峰顺利通过“千里淮河第一闸”。虽然超过警戒水位1.45米,但这一次王家坝没有再开闸分洪。
  一个多月前刚刚由国务院批复通过的《淮河防御洪水方案》,为应对洪水定出了逐级分洪预案。淮河正在经历1954年以来全流域最大规模的洪水,这个5月间刚刚通过的方案适逢其时。
  曾任南水北调规划办公室主任的姚榜义“治了一辈子淮河”。他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第三大河流的淮河流域人口密度目前居全国7大河流之首,同时还处在全国交通网络的核心地区。“几百年来,治理淮河一直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
  “致命问题是下游的洪泽湖。”安徽省水利厅原总工程师胡廷洪这样分析淮河久治无功的核心问题。由于泥沙沉积,湖底不断上升,“洪泽湖就像一个门槛,淮河水到这里就被卡住,导致洪泽湖以上干流河水上涨。一般这个时候淮河支流水位也低于淮河干流,无法泄洪,就是所谓的‘关门淹’。所以每次淮河洪水后都会出现严重的涝灾,损失甚至大于洪灾。”
  对于过去57年的治淮经历,胡廷洪不无遗憾:“最初经验不够,由于资料少等种种原因把水灾估计得太小了,工程的标准也做得低。”1954年,在大别山腹地的淮河上游建成了新中国第一座高坝水库———佛子岭水库。这座水库大坝是当时的世界第一连拱坝、亚洲第一大坝。“然而水库却设计小了。”仅仅15年后,这座设计标准为100年一遇的大坝,就遭遇200年一遇的洪水,发生了漫顶的惊险一幕。如今它已加固为千年一遇。
  “1957年底以后,把‘以蓄为主’等‘三主’方针作为全国治水方针,不到3年就出了乱子。”胡廷洪说。现在,“蓄泄兼筹”重又成为治淮的重要原则,但是如果“泄”仍待求解。
  1991年淮河全流域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44亿元,由此引发了第二次治淮高潮。当年,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决定》,提出在淮河流域兴建18项骨干工程,后来增加到19项。
  2003年淮河特大洪水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主持会议,研究抓紧淮河流域灾后重建和加快治淮工程建设等问题。
  很明显的是,无论19项工程还是《淮河流域防洪规划》,都没有提出彻底治好淮河的口号。“这可能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淮的最大区别,那时候提出的方案和口号都是要一举治好淮河,”姚榜义觉得,无论技术手段还是科学观念,治淮人都在不断进步。
  据透露,有关部门已经就淮河与洪泽湖的关系组织专家进行专门研究及咨询,其中包括钱正英院士、徐乾清院士等国内顶级水利规划专家,水利部也有副部长级领导率专家组赴淮河流域开展专题调研。
  (据《瞭望东方周刊》山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