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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石铺的孩子
    

  电影《黄石的孩子》正在上映。这其实是一个有真实背景的故事。当年那些“黄石的孩子”中,还有不少人健在。不过,老人们对片名并不喜欢,因为跟湖北黄石根本扯不到一块儿。尽管如此,他们一直在盼着影片上映,因为它寄托着他们作为历史亲历者,无限的叹惋、感激和思念。
  校长病了1945年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甘肃一座名叫山丹的小县城,晚风徐徐,一阵钟声随风飘来,打破了小城的寂寥。钟声响起的地方,是城南的一所学校———“培黎工艺学校”。此时正值暑假,学校师生们计划了一次远足,目的地是山丹城南的焉支山,孩子们都很兴奋,谁也没注意到,他们的校长———乔治·何克,恰好在这个时候病了。他觉着头疼,头昏脑胀,下巴疼痛,还有点发僵。脚上的伤痛也很恼人,一个大脚趾头不知怎地碰破了。培黎工艺学校的另一位校长———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这个名字后来为许多中国人所熟悉),帮何克清洗了脚趾上的伤口,擦上碘酒并包扎好。何克自己没把这点小病痛太放在心上。这一年,何克刚满三十,年纪轻轻,身体本来应该很好。就连那回染上欧洲人最害怕的伤寒,不也挺过来了么?
  来到中国
  何克那次染上伤寒,躺在离北京不远的某个农村小旅店里奄奄一息,是在1939年春天,也就是他来到中国的第二年。中国,原本只是何克周游世界之旅中的一站。
  乔治·何克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当时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不久。他打算在成家立业之前绕世界转转,开开眼界。游历了美国、日本之后,何克于1938年2月抵达上海。
  此时,中日之间的战事正愈演愈烈。发自中国的消息,经常占据着西方各大报纸的头条。23岁的何克留了下来,当了一名临时通讯员,开始为英国老牌报纸《曼彻斯特卫报》撰写有关中国的稿件,后来又成为美国合众国际社的特约记者。
  1939年春,何克独自一人从北平步行上路。这一次,他想跟活跃在北方山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取得联系,前去采访。然而,不幸的是,在旅行的头一个夜晚,他就染上了要命的斑疹伤寒。
  幸运的是,旅店里居然又住进一位外国人,而且是位40来岁的女护士!———凯瑟琳·霍尔,新西兰人,当时她正携带着一批从北平购置的药品,准备运往晋察冀边区。凯瑟琳用一条毛毯把昏迷不醒的何克裹起来,抬上骡车,拉到了晋冀交界一个叫宋家庄的小村。何克奇迹般扛了过来。清醒之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身在红色边区。聂荣臻将军不知从哪里得知何克的事,派人送来了邀请信。何克满怀兴奋地进入八路军驻地。他把见闻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写进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书名就叫《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
  “工合”相遇
  就在艾黎带着远足的学生们离开学校不久,何克的病情开始恶化,第一次出现痉挛,全身抽搐。学校里另一位外籍教师骑马把艾黎叫了回来。
  艾黎赶回学校,察看了何克的病情后,艾黎猛然间意识到,何克会不会是得了破伤风?他赶紧给武威市一位姓徐的大夫打了电话。不过,武威距离山丹还有160公里路程,大夫赶过来需要时间。
  艾黎比何克大18岁,两人第一次相遇时,艾黎正在为工合运动而四处奔忙。“工合”是工业合作社的简称,目标是将难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进而为整个非敌占区提供一条工业战线。工合运动最早由斯诺夫妇和艾黎倡议,随即得到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及国共双方的认可和支持。
  1938年初夏的一天,艾黎在汉口一家餐馆里碰到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说要介绍两个不错的年轻人给他认识,其中之一便是刚到中国不久的乔治·何克。
  小任姑娘
  在后来许多人的回忆里,小任是何克倾心爱恋的女友。小任名叫任立之,当时是“工合”妇女部的社员,在小学校里当教师。任立之今年已经91岁,在北京安享晚年。“何克是个好人。”老人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1940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统一战线遭受重创,工合组织内部也开始排挤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思想进步的任立之决定出走洛阳,再想办法去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对小任姑娘的决定,何克没有阻拦。多年以后回忆起来,任立之说,何克不是个自私的人,他了解她内心的追求。但她不知道,何克是多么看重她。在一封家书里,何克不无伤感地告诉妈妈,他差点就结婚了,“可日本人偏偏发动了一场大战,她选择了她的国家”。任立之走前托付何克一件事。
  “我们妇女部里有个人叫聂长林,其实是个地下党员。他家里有4个孩子。聂长林为了躲避国民党迫害不得不离开后,他一家生计就没着落了。”好心的姑娘请求何克,如果有机会,略微照看一下聂家妻儿。何克慨然答应了下来。
  双石铺
  任立之托付何克照顾的聂长林的四个孩子,老大叫聂广淳,老二叫聂广涵,老三叫聂广涛,老四叫聂广沛。提起何克,老人们无限怀念和伤感。
  1941年5月,“工合”社员李大爷突然找到聂家,说是宝鸡那边有人愿意帮忙照顾孩子。聂母一听赶紧答应,老大、老二就跟着李大爷到了宝鸡工合总部。在那里,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何克。带着“两个儿子”,何克来到了秦岭脚下的一座小镇———双石铺。这里有一所“工合”开办的培黎学校。何克已经接受了重庆工合运动委员会派给他的一项新任务: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
  早晨第一件事是洗脸,每人都发有一块毛巾。让孩子们明白讲卫生的道理,对年轻的校长而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何克曾做过调查,他的学生里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认为长虱子是正常的,不长虱子才奇怪。上午是文化课,下午在机器上实习操作或者劳动。何克甚至仿照英国教育体制,在学生们中设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让他们自我管理。
  转移
  1942年底,聂家兄弟的母亲病故,何克又把老三聂广涛、老四聂广沛接了过来,四兄弟在双石铺团聚了。
  1944年夏秋,国民政府提出征兵10万,16岁以上的男孩子全要被送上战场,何克闻讯,赶紧把老大送往甘肃天水暂时躲避。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和学生们去缅甸战场,更不想让他们把枪口对准八路军。
  但政府逼得越来越紧,除此之外,来自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也不得不考虑了。1944年,50万日军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从西安、宝鸡,甚至小小的双石铺,都可能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腹背受敌,艾黎坚决主张学校转移。有天下午,一个学生看见何克一人爬上了学校旁边的丰禾山,他跟了过去。登上山顶,他看见他们的校长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望着山下的村子泪流满面……
  真的得走吗?如果非走不可,该把学校转移到哪里去呢?艾黎提出,搬到甘肃山丹。艾黎说:“红军长征的时候曾到过那里。”一听这话,何克终于下了决心:“好吧!就让我们去那里迎接红军的第二次到来吧。”
  “我们的小长征”
  这是一次庞大而复杂的行动。要搬走的东西实在太多。光机器设备就有大约15吨,更何况何克连腌咸菜的大缸也不舍得放弃。到了山丹,一切得从头开始,能多带一样,将来建校的麻烦就少一样。
  最大的问题是,学校既没有卡车,也没有足够的钱,只有两辆大车,拉车的骡子也不够。从双石铺到山丹,是1000多公里的漫漫征程,一群孩子大的大,小的小,那么多“坛坛罐罐”,实在愁坏了年轻的校长。
  离开双石铺,不多远便是甘肃境内的两当。聂广涛完全记不起当时的细节,但他在1997年重走这条路时,着实吃惊不小:“从两当到天水,几乎全是山路,峭壁上不时有岩石滚落下来,路边到处是提示牌,提示司机山高、坡陡、路弯、涧深。可当时何克带着我们走的就是这条路。”直到1945年3月上旬,精疲力竭的校长和他的30多个孩子们终于到达山丹。多年以后,艾黎在自传中提及这次迁徙,骄傲地称之为“我们的小长征”。
  破伤风
  在山丹,新的学校租占了一座大庙,学校的重建很顺利,一切都在走上轨道。1945年7月3日,何克又写信给母亲,让她放宽心。在信的结尾,他安慰母亲,并向她保证:“我会回去的。”
  谁也不知道,就在此刻,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
  徐大夫诊断了何克的病症,百分之百地断定:何克得了破伤风。治疗破伤风需要注射血清和抗生素。但徐大夫那里却没有。何克的病情越来越重。僵硬首先蔓延到脖子。
  7月22日中午,学生孙必栋走进了何克的小屋,轮到他值班看护了。“他的眼睛睁不开,喘着粗气,呼吸好像很痛苦。嘴里模模糊糊地说:‘水,水。’”孙必栋老人回忆当时的情景,泪光闪闪。大约一小时后,又一次痉挛突然袭来,何克的全身关节都在响。孙必栋吓坏了,赶紧冲出门去喊艾黎校长。几个人冲进屋里,只见何克的头和下肢后弯,身体向前,正是破伤风的典型症状“角弓反张”,用手一摸,已经没气了。
  艾黎走上前,用双手把何克的遗体侧过来,照着他的屁股打了一巴掌:“(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嘛!”话没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屋里院里,哭声一片……
  何克去世不到一个月,日本投降。何克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8年艰苦卓绝的时光,却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一天。
  何克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诗句: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去/从此不再战斗/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其实,还有一句话可能更适合作为何克的墓志铭,那是他的朋友路易·艾黎在为他的书《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所作的序中写下的:他的生活和工作,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据《北京日报》侯健美/文)